西河镇有句俗话，四只眼睛的人善，八个指头的人恶。

四只眼睛是指赵老师。

八个指头是指五驼子。

不过，这句话里的善，是那种“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的善。

前年夏季的那种闷热潮湿天气，虽然和以往的同样节气没有两样，可我却觉得它特别地让人无奈。父亲母亲的突然去世，无疑也是对我的一次雷击。

黄昏过后，爷爷拿着一只手电筒送我到西河里洗澡，破败的街景和一些半**的乘凉人，让人看了难受。几个住在孤单小院的女人，一点不在乎围墙的矮小与残缺，**上身坐在竹**。手电筒一晃，晃进围墙的缺口，照见女人那对干瘪的黑乎乎的像两只没长大便枯死了的葫芦瓜一样的**，大蒲扇扇一下，它要摆两下。女人骂了一句，随手用蒲扇遮在胸前，身子并没动弹，那样子真有几分凄凉。

爷爷嘟哝一句，残花败柳。

路过一家酒馆时，见镇文化站站长老高，正陪着一个瘦老头在那里喝酒。

爷爷咽了一口痰，说，这么热的天喝“双沟”，不怕烧死。

酒馆里的人没听见，两个人又举杯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

爷爷说，学文，你一个人先去洗，我说说话就来。

我知道爷爷酒瘾犯了，想凑上去喝几口。

我说，我要是淹死了，看你怎么办。

爷爷没办法，只好仍旧陪我去河里。

洗澡时，爷爷直催我快点。

返回时，酒馆已经关门了。

离开酒馆，又走了两百多米，迎面碰上老高和那瘦老头。

老高冲着我们说，你们去哪儿了，我们在你家门口等了半天。

爷爷说，有事就找我，喝酒时怎么就想不起我？

老高说，这次不找你，找你孙子学文。

老高指着那瘦老头，说他是省里的作协会员，地区的作协理事，县文化馆搞创作的董先生。

董先生专程来找我，是为了一条谚语的事。

放暑假之前，我到镇文化站看电视录像。前一阵是请翠水帮忙看门，翠水不要我买票就放进去看。老高有意见，总说要辞退她。这天我去时，老高真的将她辞了，换上他的媳妇。我不愿买票，在门外转悠时，见到墙上贴着一张广告，说是县文化馆征集民间谚语，入选后稿费从优。

我当时就找老高要了一张纸，将“四只眼睛的人善，八个指头的人恶”这句话写了交给老高。这是我一时心血**，还没等到雷击事件发生，我就将它忘了个一干二净。

老高也听说过这话，但他不知道这话的来历。只有我知道，这话最初是由爷爷说出来的。

董先生找我就是为了寻根刨底，弄清这句谚语的来由。搞清了，就可以上县里的《民间谚语集成》；搞得好，还有可能上省里和国家的《民间谚语集成》。就可以流传百世。

爷爷一惊，说，真想不到臭狗屎一样的赵长子，能写到书里，一代一代往下传。

董先生说，你也要写进书里，这条谚语底下肯定有注解，说是你创作的，学文收集的，名字也掉不了。

爷爷说，赵长子在正文里，我在注解里，我成了他的陪衬。

董先生说，注解很重要。

爷爷说，我晓得，毛主席著作里的注解，总在说，谁是叛徒汉奸，谁被抓了俘虏，谁被镇压枪毙。

董先生说，新出版的毛主席著作，将很多注解作了纠正。

爷爷说，我不想将来让人去纠正。

这时，老高插进来说，选不选得上还说不定呢，你就开始争多嫌少。我认为不管怎样先要力争能入选，这事你不懂，我懂。它可以算学文的作品，入选就等于发表，将来学文参加中考或高考，说不定就能够加分呢！

爷爷想了想，便说，要搞你们搞，反正这事不与我相干。

爷爷把我甩给他们，走时很有些愤愤不平。

我们正在当街上商量去哪个地方谈谈，爷爷又转回来，将老高唤到一边。

爷爷说，这个姓董的以前是不是右派？

老高说，你怎么晓得的？

爷爷说，看看他那模样和立场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我们三个人后来还是去了文化站，待我从文化站往家里走时，沿街乘凉的人都在议论，说狗日的赵长子这回要上书里了。

找我的事一个晚上足够用，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里董先生都在和我闲扯，问赵老师在学校里的情况。

董先生原说第二天早上回县里。

第二天中午放学时，我看见他从路边的一座厕所里钻出来，站在路边系裤带。我上去问他怎么没有走，他告诉我，他正在对赵老师进行一次深入的采访。

我从没见过采访，只听说采访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就想去看个究竟。回家匆匆盛了两碗粥，为了赶时间，我大块大块地嚼着暗红色的辣椒。辣椒很辣，逼得自己顾不上粥烫，拼命地一口接一口往下喝。吃完第一碗后，爷爷还未上桌，我便将爷爷的一碗倒过来，再去锅里给他盛上。第二碗粥因为凉了一会，我吃得更快。

爷爷在我进门时，刚开始用一只铁丝做成的小勺子掏耳屎，一副非常惬意的样子，极舒服时，嘴角很夸张地歪到了一边。眼睛时睁时闭，睁开的时候也不大看我。

我以为他不会注意到，搁下碗筷便往外走，跨过他伸出老长的两条瘦腿，我忍不住吹了一声口哨。

爷爷忽然在背后说，就是赶杀场，也还没到午时三刻呀！

我没有理他。一直走到赵老师家门口，却不敢贸然进去。

习文手拿一只水瓢从屋里走出来，说，是你呀，怎么不进屋，当心头上晒起包来了。

我说，董先生在吗？

习文说，在，正在采访呢！

我蹑手蹑脚走进屋，见董先生和赵老师正面对面坐着说话。

董先生说，我女儿和你女儿一般大，长得也很像，高矮也差不多。她也穿三十六码的鞋吧。

赵老师说，去年还穿三十五码，今年又长了一码！

董先生说，有机会让她俩见个面，认个干姐妹行吗？

说着，两人都笑起来，并且笑个不止，后来眼睛都是湿润润的。

我在一边看呆了。生在西河镇这么久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赵老师这么舒心地笑，也是第一次见到赵老师的笑也有不难看的时候。

赵老师和董先生边说话边用麦秆编着辫儿，两人都很熟练，脚旁黄灿灿的草辫已盘成很高一堆。

赵老师地里的麦长得瘦，麦秆儿长得又细又白。到了初夏，他就将它们割下来，先一根根摘下穗儿，再去掉底下的老秆，只留顶上的那一长节，扎成把，码成堆，有空就拿出来编成辫儿，然后由习文缝成草帽，拿到镇上去卖。早些年，镇上大多数人家都编草帽。女人出门无论阴晴，总要背一顶白草帽，上面画一颗红五星，加上毛主席万岁或共产党万岁或为人民服务等文字，也有写兴无灭资和斗私批修的，男人也戴草帽，但都是旧的和破的。那时，供销社收购草帽，麦收之后的整个夏季，每隔几天就有一卡车草帽被运到外地去。每逢开会时，女人们就像现在手拿毛线团一样，拿着麦草秆编草辫儿。这些都已过去了。现在，西河镇只有赵老师还在用麦草秆编草辫儿缝草帽。镇上人都不买他的草帽，怕惹晦气，只有过路的外地人图个便宜，临时买一只用用，用完就扔。渐渐地，赵老师编的草帽还没卖出去，就变旧了。

董先生说他在劳改农场，编了二十多年的草帽。

董先生问赵老师坐过牢没有。

赵老师说，没有。

习文说，你坐了几天牢，怎么说没有。

赵老师说，那是五驼子胡闹，才关了我几天。

董先生说，这可以不叫坐牢，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是家常便饭。

说着，董先生又要去上厕所，他出了门，便往街边的厕所里跑。不一会儿，又转来了。

我问，你是屙尿还是屙屎？

董先生说，屙尿。

我说，屙尿跑那远干什么，又不是女人非要上厕所。找个无人的地方，不就行了。

赵老师插进来说，人嫌不嫌别人脏，或者脏不脏了别人，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自己嫌不嫌自己脏和脏不脏了自己。

我想了想这话，觉得难以明白。

董先生摸着我的头说，你书读少了，多读书就会明白的。

再坐下后，他们说的话我依然没兴趣。我一点也没料到采访会是这个样子。

这时，习文将粥煮好了。她预备碗筷时，问我吃没吃，加不加点。我告诉她肚子里一点缝也没有。

董先生吃粥的速度比我还快，并且不用辣椒开胃，嘴张得很大，都快吞下了半只碗，上唇插进粥里，只一吸，半碗粥就咕哝一声进了肚子。再一口，碗里已是干干净净，只有胡须茬上还挂着些粥粒。

习文帮他添粥时，他说，我的吃相很难看是不是？这都是劳改时养成的习惯，不吃快点，别人就会抢光的。

习文只吃了半碗，董先生就说他吃饱了，随手放下碗筷。

我耐心地等习文吃完，然后和她一起上学去。在路上，习文告诉我，说董先生准备将赵老师的经历写成一部长篇纪实小说，让天下人看看，到底西河镇里谁强谁弱。

我那时认为写小说的作家都是一些天才，一点也不相信眼前这个模样连爷爷都不如的老头，会有那种了不起的本事。